陈毅在黄花塘事件中(罗英才)

194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电告中原局：“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3月4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总结报告中最后说：“……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跟同志们工作很久，这次会议上总结了工作，同时也是办交代，饶漱石同志、陈军长是党内很好的领导者，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然而事情却并没有按刘少奇的这种良好愿望发展。刘少奇离开中原局后，野心勃勃的饶漱石的权力欲终于爆发了出来，他利用开展整风之机施展阴谋诡计，策动对陈毅的突然袭击，制造了惊动党中央的“黄花塘事件”。

事情得从饶漱石来新四军军部说起。

皖南事变爆发前，饶漱石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副书记，虽与新四军军部同在皖南，但因无军职，彼此联系不多。事变发生后，为了重建新四军军部，中央任命饶漱石为新四军代理政治部主任。

1941年4月，饶漱石走马上任，来到新四军军部驻地。饶漱石到后，刘少奇和陈毅同时同他作了一次详谈。

陈毅过去在皖南时，确实对饶漱石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以后到了苏南和苏北，去军部的机会少了，军部同东南分局又不住在一起，即使有事去皖南，也不一定能碰上。但是这次在盐城相见，陈毅、刘少奇对饶漱石的印象都不错，觉得他谦虚谨慎，办事稳重，政治观点正确，特别是在皖南事变期间，临危不乱。在协助叶挺军长掌握部队、稳定军心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商量分工时，考虑到重建军部时中央已经任命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无须人代理，便决定饶漱石暂时负责对皖南逃出来的干部进行审查，尽快提出对这些干部的处理意见和分配工作的建议，好让他们早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直到这年7月邓子恢调任新四军第四师政委后，饶漱石才真正接任军政治部主任一职。

在此之前，饶漱石从来没有军队工作的经历，对于带兵打仗和军队政治工作完全是从头学起。所以，一开始担任军政治部主任时，他显得有些诚惶诚恐，办事处处小心谨慎。陈毅最初对他印象不错，总是极其耐心地帮助他，饶要作报告，或是写文章，不但事先把提纲或腹稿说给陈毅听，而且常常把篇幅浩繁的草稿捧给陈毅看。陈毅从来是来而不拒，不光不厌其烦地同饶反复讨论，还常常熬夜动手帮助修改，直到满意为止。不少人说饶主任在台上作报告讲得头头是道，说服力强，有实际，又有理论，不愧是政治部主任，他们哪里知道是陈毅在背后助了一臂之力。

可是陈毅哪会知道自己一度钟爱过的这位部属，有一天会爬到自己头上颐指气使，而且弄得新四军军部鸡犬不宁呢？

自从饶漱石担任代理华中局书记和代理新四军政委以后，他说话、办事就渐渐显出某些不同了，从前虚怀若谷的态度无影无踪。对陈毅有事还是照旧讨教、照旧商量，还是一口一个军长地叫着，但热情依旧，真诚不足。

5月初，即刘少奇离开军部后不到两个月，华中局和军分会开会决定，由饶漱石带领工作组到淮南二师检查工作。行前，陈毅、饶漱石联名致电新四军各师和各区党委：饶灰（10）日赴二师及路东地区巡视工作，预计三个月后方能返部，华中局书记兼政委职务由陈代理。

根据华中局和军分会的决定，在饶漱石不在的三个月里，陈毅尽心尽责地管起了华中地区党政军全面工作，成绩斐然。

9月19日，饶漱石从淮南巡视工作归来，陈毅向他交代了工作。以后两人分工依然恢复原状，陈毅不再代理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两个职务。

陈毅根本没有料到，他这一代理就是四个多月。有人便用这四个多月同饶漱石代理刘少奇的那不到两个月作对比，许多蜚短流长的话便出来了，无非是饶某如何如何，陈军长又如何如何。这些议论是私下的，陈毅被蒙在鼓里，不知怎么传进饶漱石耳朵里。饶漱石大为恼火，竟敢背着我饶某人讲我的坏话。这还了得！他更多的是担心，担心自己现在的位子占不长，那“代理”二字拿不掉不说，弄不好被人挤走！

事后看来，那些背后议论多少有些自由主义。但总的说来，多数意见反映的实情，都是言之有据的，为的是新四军的政治工作能像刘少奇、陈毅那样抓大事，大家对饶漱石的意见就是莫测高深。别看他作起报告来冠冕堂皇，引经据典，讲得头头是道，但言行常常不一致。对人对己也常用不同标准，不免使人心存芥蒂。有人对他经常找人谈话也感害怕。他像做地下工作那样神秘莫测，叫你弄不清他何时何地找你，也弄不清找你谈什么事。更叫人害怕的是他一度手握审查干部的大权。在他眼里似乎没有好人，好像从敌人包围圈里突围出来的都非得经过几番刨根问底的审问和所谓脱胎换骨的改造不可，而且这种审查没完没了。

饶漱石把干部群众中的上述议论看成一种压力，一种对他的巨大威胁，一块难以消除的心病。

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指出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这本来是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团结的大好事，饶漱石却感到很大触动，仿佛厄运即将降临。

饶漱石心里明白，刚来新四军军部时虽然成绩平平，各方尚能接受，最高军政主管也时有好评，但代理华中局和新四军党政两个要职以来却反应不佳。如今中央决定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华中局书记一职势必更为重要，而自己代理书记长达半年有余，这个“代”字还牢牢扣在头上。他有自知之明，自己远非陈毅的对手，撇开陈毅资格老、能力强、战功卓著、文武兼备等诸多因素不谈，单凭陈在党内和军内的威望和影响，自己也是必败无疑。

从这时开始，饶漱石就多了个心眼，要想法子多捞分。他时刻窥测方向，留心陈毅的一举一动，只要选准突破口，就准备全力以赴地发起攻击，绝不手软。

机会终于被饶漱石等来了。

1943年1月，日伪军加紧了对盐阜区的“扫荡”。新四军军部当机立断地决定以第三师抗击敌人的多路进攻，军部由苏北根据地阜宁亭子巷转移到淮南路东根据地的盱眙黄花塘。这一决定也是为贯彻中央保存力量、隐蔽指挥中枢所采取的重要措施。

1月10日，陈毅、饶漱石随军部到达黄花塘。黄花塘是安徽、江苏交界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只有一些稀稀落落的简陋草房，因有一口常年干涸难得蓄水的池塘而得名。因为土地贫瘠，常年缺水，当地农民生活大都贫苦。但他们热爱新四军，处处注意严密封锁消息，以致敌人好长一段时间弄不清新四军军部的去向。

陈毅早就饱受痔疾之苦，几次动了开刀的念头，都因战事频繁作罢。这一次从阜宁向黄花塘转移，长达十余日的徒步行军和鞍马劳顿，痔疾折磨得他坐卧不宁。白天还得注意军长的形象，再疼痛再难受也只能咬紧牙关挺着，而到夜深人静就惨了，一阵阵钻心刺骨般的疼痛折磨得他精疲力竭，神情恍惚。有时整夜整夜不能入睡，第二天哪还有什么精神。

到黄花塘的前一天，陈毅痔疾发得很厉害，淌了不少血，连说话都没有了力气。警卫员和马夫吓坏了，不得不赶紧报告饶漱石和参谋长赖传珠。饶、赖当即作出决定：军部到达黄花塘后，尽快送军长到就近的二师医院检查治疗。

二师医院设在大刘郢，当地又称大柳营，或大柳巷，离黄花塘不过几十里，属安徽省天长县地界。陈毅到达黄花塘以后，住在一户农家的堂屋里，又是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军部派一个连护送他去大刘郢二师医院。

陈毅住进二师医院以后，经过全面检查和精心治疗，病情逐渐有所控制。但他的病已是多年痼疾，是否手术尚待观察，住院时间可能长一些。

二师师旅长们得知军长治病的事，都纷纷前往探望。四旅政委张劲夫担心军长寂寞，有时还挤出时间同军长下棋和谈心。

饶漱石也专程从军部赶来探视，说军部有他顶着，治病需要多少时间，就用多少时间，直到病好为止。在此期间有什么大事，他会及时派人通知或转达的。因此尽可以安心治病，军部的事情大可不必牵挂。

淮南根据地相对安定的环境，二师医院医务人员耐心的治疗，很有利于陈毅养病。随着身体逐渐康复，他就不愿卧床休息了。每天总不见他闲着，除了看书、看报、看文件之外，有时也同人下棋谈心，或是到医院附近的淮河边驻足片刻。《大柳巷春游》、《淮河晚眺》等诗，就是他这一时期的即兴之作。

在二师医院，陈毅还接见了一些神秘人物，潘汉年就是其中之一。

长期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在党内的职务是华中局情报部长。这时，潘汉年刚好从上海来到黄花塘，得知陈毅在大刘郢二师医院治病，特地赶来看望。

两人久别重逢，分外亲热，要谈的话也格外多，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这天陈毅很高兴，留潘汉年共同进餐，难得开口请医院伙房加了两个菜。

陈毅虽然身在大刘郢医院，却心系整个新四军。重要的中央指示、各部的请示报告，他都要求军部及时派人送来，重大事情都亲自参与决策。

2月中旬，日伪军万余人从苏北宝应、兴化等地向淮安以东国民党军韩德勤部控制地区“扫荡”，韩部不堪一击，大部被歼，一部逃往涟水以东新四军控制区域。新四军为配合韩部作战，主动向日伪军出击，先后将日军独立第十二旅团五十一大队击溃，击毙其大队长石井中佐，将伪军一个营歼灭，并击退来援之日军，又夜袭洋河镇，攻进淮阴城内和袭击淮安以南地区。陈毅密切注意战局的发展，两次坐担架回军部处理紧急军务。

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对新四军不但不知感激，反而恩将仇报，为扩大自己的地盘和接应王仲廉部东进，乘新四军与日伪军交战之际，韩德勤侵入淮北抗日根据地，并无理扣留当地的区长，将区武装强行缴械，叫嚷要在洪泽湖畔建立新的反共基地。

为了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陈毅命令新四军四师主力、二师五旅、三师七旅和淮海分区部队，统归四师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指挥，对侵入淮北中心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发起攻击，并明令如发现韩德勤本人则预留空隙任其逃逸，不加阻拦。此役给了顽固派以严厉打击，在收复山子头战斗中击毙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独立第六旅旅长李仲寰等人，生俘韩德勤本人及韩部官兵1000余人。顽军王仲廉部闻讯后赶快调头开回津浦路以西，不敢再同新四军保持接触。

为了处理韩德勤问题，陈毅带病夜渡洪泽湖到四师师部，同彭雪枫、邓子恢商谈，主张尽快释放韩德勤。

陈毅当即向华中局和中共中央报告：据军部通报，汤恩伯已将韩德勤被俘消息告蒋介石，重庆反共集团正酝酿两种江苏地盘之斗争，一是与我党之争，二是抢主席之争。据此建议，应在蒋介石对韩德勤决心未下之前，自动送韩出境，其好处可以进一步利用反共派内部冲突，使蒋感到棘手，或可改善何应钦、顾祝同、韩德勤等对我之关系，对华中反共实力最大之汤恩伯以打击；维持着汤恩伯、韩德勤、李品仙三派的冲突，在华中对我亦有利，同时更可能使国民党军人及士绅阶层对我有好感。假如再不释韩，将来释韩，徒增恶感……因此，日内即送韩到王仲廉部中去似为上策，只着重对蒋、韩等采取分化争取，则不必附带释韩条件，更可表示我态度。如何，请示，以速为妙。

华中局饶漱石的态度同陈毅却迥然不同。

饶漱石来电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们主张暂不释韩。”

中共中央书记处3月29日电示：同意陈毅所提办法处理韩问题，如陈估计韩留苏北比较有利，韩去路西反而不利时，即可使韩留苏北。但不论如何，均必须与韩订立一个秘约方不上当，对王仲廉须先礼后兵，不须急打。

有了中央的明示，韩德勤的问题，终告解决。韩的参谋长吕汉劲代表韩德勤鲁苏战区副总部、四师师长彭雪枫代表新四军签订了《新四军陈毅军长与韩德勤会谈备忘录十条》。陈毅、彭雪枫、邓子恢设宴为韩德勤饯行，并送还韩的手表、皮包、手枪等物。应韩德勤的请求，陈毅批准赠送八万元作为韩部开拔费，留下吕汉劲负责接收新四军遣返的全部人枪。韩德勤告别上路时，陈毅等新四军领导干部亲自为他送行，并备牛车相送。韩德勤羞愧难当地表示：“过去几年，多有得罪，请多多原谅！今后再也不干那样的事情了！”

韩德勤后来没有食言，他率鲁苏战区副总部和江苏省政府全部迁往安徽阜阳，同新四军不再直接接触，顽军王仲廉部退回津浦路以后，也未敢贸然东犯。

于是，关于陈毅的种种流言蜚语多了起来。有的竟是饶漱石有意无意散布的。

什么陈毅无病装病哪，小病大养哪。要说他有病，为什么还有精神没日没夜地同人下棋和扯谈？

说什么陈毅丢下军部不管，是思想消沉的表现，是丧失斗志的必然结果。生病住院是假，逃避斗争是真，要清算陈毅畏难怕苦的消极行为！

陈毅和上海来的潘汉年关系不正常，他们躲在二师医院一密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们要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那又何必偷偷摸摸的？

说什么陈毅充满封建士大夫的没落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情调，仗不好好打，尽写歪诗，尽是风花雪月那一套，哪有一点点军长的味道！

说什么好不容易才捉到的韩德勤也给放了，还送钱送枪，真是右到家了，是陈毅一贯右倾的又一次表现！

这些窃窃私语在暗中传播开来，陈毅却毫无察觉。

这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新四军逐步开展整风运动，饶漱石瞄准了这一机会。

一次会上，饶漱石津津乐道地谈起他学习了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心得体会，说他如何受教育，受启发，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下决心到部队作调查，开调查会，虚心请教，了解新四军各级领导和广大官兵的情况，为制订政策提供依据，提出他到新四军二师去做调查研究，建议陈毅在军部主持整风运动。

饶漱石的提议获得通过。随后饶漱石去了二师驻地大刘郢，陈毅便留在军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主持军部和军直属队的整风工作。

8月13日，陈毅按计划主持召开了有军直属队领导人、司令部科长和政治部部长参加的联席会议，主要检查领导工作，为华中局和军部主要领导提意见。会前，陈毅动员大家发扬民主，消除顾虑，畅所欲言，要为端正党风做出应有的贡献。整风联席会开了两天。会上发言踊跃，敢于刺刀见红，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这些意见，对饶漱石的居多，也有对他陈毅的。陈毅叫政治部秘书长把这些意见汇总整理起来，以便日后分别向饶漱石和中央军委报告。

第五天，饶漱石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军部。政治部秘书长按正常程序向他上报这两天整风会的书面材料，饶漱石却冷冷地说：“早知道了，不用看了！”

又是谁暗中向他通了消息呢？

一连几天，饶漱石一个接一个地找人谈话，有时俨然以华中局和新四军最高负责人的口吻听取干部们对领导的意见和批评，特别要听对军长的意见，要干部谈军长有哪些错误？更多的时候采用地下秘密活动的方式，突然找干部谈话，问陈毅是如何反对军队政治委员制度的？如何排挤党委书记并欲取而代之的？

饶漱石意外遇到一个在军部养病的干部。这位干部参加过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又随朱毛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此人虽然长期在基层工作，不了解上层情况，但同陈毅有过几次接触。这次他无意间同饶漱石讲起，陈毅在一次大会上说过，他曾经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后来又到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党内的争论情况，重新把毛泽东请回了前委领导岗位。饶漱石如获至宝，得意于自己找到了攻击陈毅的重磅炮弹，更加频繁地找下面的干部谈话，主题变得明确而集中：揭发陈毅是如何一贯反对毛主席的，清算陈毅反对毛主席、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错误。

整个军部闹得沸沸扬扬起来。这样的谈话多了，造成一个错觉，好像陈毅犯了大错误，这次整风就是专门整陈毅的错误。

这时，连华中局和新四军的一些比较负责的干部也误以为饶漱石是奉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担心同陈毅界线不清而受牵连，开始有意躲开，连平日的一些棋友也借故不照面。

饶漱石却很得意，越发忘乎所以，胆大妄为：该陈毅看的电报不让看，该陈毅办的事敢于越权包办，甚至该军长签发的电报也予以代签，几乎到了独断专横、一手遮天的地步。

陈毅渐渐尝到了被孤立的滋味。但他毕竟是一个豁达大度的人，他对饶漱石的专横跋扈有感觉，出于维护团结的考虑，总是相忍为上。既然你这个当书记、政委的不让自己管事，自己总不能强求吧！这样一来，能管的事越来越少了，闲来无事时，只得用下棋看书打发时间。这时又有人风言风语，说陈毅对整风态度消沉，对抗批评帮助，消极怠工，意志衰退等等，不一而足。

就在这时候，潘汉年又一次来到黄花塘。他不但不怕惹来麻烦，继续同陈毅来往，而且以他特有的眼力识破了饶漱石玩的那套把戏。他看出饶漱石颇不安分，挑拨部分湖涂干部反对陈毅，欲挤走陈而后快。但他相信，大部分干部站在陈毅一边，他们决不会听凭饶漱石摆布，有时避着陈毅说了些违心的话，只是暂时出于无奈。后来他的这些看法果真得到了证实，一些干部毅然决然给中央写长信反映新四军军部发生的这桩借故打击陷害军长的事件，明确表示拥护陈毅，反对饶漱石。潘汉年受他们的委托把此信带到延安，亲手送给了党中央。想不到有人打了小报告，出卖了潘汉年。从此，饶漱石对潘汉年恨之入骨。

饶漱石自然把潘汉年视为眼中钉和绊脚石，要打倒陈毅必先清除这个障碍，便把矛头转向了潘汉年。

对潘汉年的斗争开始了。饶漱石亲自披挂上阵，又是亲自谈话，又是会上轮番批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潘汉年同军部一些人拉拉扯扯，密谋反对饶漱石，反饶漱石就是反华中局书记、反新四军政委，就是反党。好家伙，帽子大得吓人！潘汉年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违心地作了检查。

对潘汉年的初战告捷，促使饶漱石下决心同陈毅最后摊牌，要向陈兴师问罪了。

一连几个晚上，饶漱石找陈毅谈话，一谈就是大半夜，甚至通宵达旦，气氛紧张，吓得住在隔壁的人心惊胆战，难以入睡。

饶漱石一开口就质问陈毅何以一贯同毛主席格格不入，要他承认反对毛主席，承认反对政治委员制度，承认鼓动军部一些干部借整风之名给军政委提意见是别有所图，气焰极为嚣张，好像他已经掌握大量证据，就待最后核实定罪了。

陈毅一眼看穿了饶漱石的真实意图，但他不愿看到因为军长与政委意见不合而影响领导作用的发挥，以致削弱和危害全军的工作。出于对军队利益的考虑，他力图维护军政领导的团结，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存在的问题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自己的问题，自己就承认，就检讨，就真正下决心改正，不是自己的问题决不乱说。他不回避自己有错误，但不承认自己反对毛主席。

饶漱石对陈毅这样的态度非常恼火，非要他承认一贯反对毛主席不可，于是发生了争执。

陈毅不卑不亢地说：我陈毅不是完人，我的缺点错误三天三夜说不完，但我陈毅从来不反毛主席，不反政治委员制度。他承认历史上曾经同毛主席吵过架，但那是为了工作，为了怎样建设好工农红军，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同反对毛主席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他一加入革命军队就到具有光荣北伐传统的南昌起义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做政治委员，那时仍按国民革命军的习惯叫团指导员，后来叫党代表。他在历史上还当过工农红军的军长兼政治委员、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对政治委员很有感情，不可能反对政治委员制度。就这样，陈毅摆事实讲道理，说得饶漱石哑口无言。饶漱石除了大声喊叫几句，“你对待整风态度很不好”、“你狡辩”、“你强词夺理”之外，就是耍耍他这个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理政委的威风，凭借他握有领导整风的大权，以势压人，但最终是枉费心机。

饶漱石见单独不能压服陈毅，便想到了对陈毅发动一次围攻。

经过了几天的密谋策划，10月16日的新四军军分会变成了对付陈毅的斗争会，点名要陈毅在会上作检讨。

陈毅本着整风的精神在会上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自己作了严格解剖，对自己思想上、工作上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检查，对自己存在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对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欢迎大家对他提出批评意见，帮助他改正错误。

陈毅的话刚一落音，就有人按照饶漱石的授意向他猛烈开火，像开中药铺那样罗列了他一大堆错误。接着，像预先经过演练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发言，矛头通通对准他，声色俱厉地向他提出责问，追究他何以消极怠工，何以同政治委员闹别扭，何以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等等。

陈毅发现，对他提出的问题有历史旧账，也有现在的所谓错误。他们显然想新账老账一起算，无非要逼他承认一贯反对毛主席，一贯反对政治委员制度，同政治委员势不两立。

陈毅很难过，他们的目的显然是逼自己就范，承认上述错误。承认这些错误不仅意味着自己不能在新四军干，已经没有在新四军干的资格，而且也意味着违背自己的良心，屈服于压力。自己不能这么干，不能让他们达到目的。陈毅惊异于有些是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应该对自己是了解的，不应该人云亦云，更不应该对他放冷箭，为别人的攻击呐喊助威。他相信将来有一天，这些人将对自己的行为后悔的。最令他痛苦和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无中生有的恶意中伤，几次想跳起来予以反驳，甚至开口骂人，但他终于克制住了。在这关键时刻，他显得异乎寻常的冷静，一再告诫自己：“那样做正中饶漱石的下怀，于事无补，决不能意气用事。”他十分清楚，饶漱石是想借众人之手打倒他，他一定得沉住气。坚信多数人不会长期受蒙蔽，不会长期受人利用，迟早会觉悟的。那时饶漱石的企图就会落空。

陈毅真诚地表示，大家对他提出的许多批评，虽然其中一些问题有待澄清，不能不持保留态度，但这是一面好镜子，今后经常对着照一照大有好处。至于饶漱石、潘汉年和他之间的问题，希望借这次整风的机会好好谈一谈，以便沟通思想，消除隔阂，大家团结起来更好地为党工作。

饶漱石为这次精心准备的对陈毅的斗争会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没有使陈毅屈服，不免有些失望。但又为这么多人起来反对陈毅而沾沾自喜。于是大度地采纳他的建议，愿意同陈、潘两人作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表现出他这个华中局和新四军的最高负责人是有恢弘气度的。

饶漱石没有食言，主动找陈毅、潘汉年谈心，彼此交换了意见，陈、潘两人再一次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了搞好团结的愿望。饶漱石没再追究陈毅反对毛主席的事，也没追究潘汉年反饶的事，还出乎意料地作了自我批评，说他性子太急，恨不得一天就把新四军的事情办好，以后不能重犯类似的毛病而影响领导人之间的团结，表示这次有伤感情的争论到此了结。

对于这样的结局，陈毅从维护全局利益出发，不再计较个人所受的委屈，大度地表示了接受，表示愿意同饶漱石搞好团结，尽最大努力为党工作。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他致电毛泽东报告了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对自己说话随便、嘴巴边没放个哨等缺点错误作了诚恳检讨，真诚地表示愿与饶漱石团结共事的愿望：“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

陈毅哪里知道饶漱石玩了一套两面派的手法，他在向陈毅表示和好之际，却背着陈毅整理一份诬告电报，拉了一些相当有影响的人在电报上签名，意在把陈毅从新四军赶走。

这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是直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的，火药味十足。电报首先挑拨毛、刘和陈毅的关系，说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政治委员制度，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如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各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说自己在德方面“可保证无愧”。饶漱石这份电报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中央把陈毅调走。

饶漱石的两面派手法做得十分隐秘，陈毅一直不知情，直到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暴露后才真相大白。

一贯提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没有偏听偏信饶漱石的一面之辞。那时他手中除了上面提到的诬告电报之外，至少还有陈毅的电报和潘汉年代众人转交的报告，对这次被称为“黄花塘事件”的是非曲直大致有个了解。他很快对陈、饶二人作出了明确回答：

陈毅同志，并告饶：

（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他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

饶漱石不禁大失所望。本想置陈毅于死地，叫他永不得翻身的，毛泽东倒说得轻巧，说事情“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更不能容忍的，本想把陈毅从新四军赶走，毛泽东却叫陈毅像刘少奇那样去延安参加七大，明明白白地说“七大后仍回华中”，自己还得同陈毅共事，更有甚者，居然还要由陈毅来“传达七大方针”，他岂不成了延安来的中央代表了吗！

饶漱石弄不清，事情何以弄到现在这步田地。但他并不太失望，毕竟通过这次事件显示了一次自己的力量，即便是陈毅也败在自己手下，不得不暂时走路。这确实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此后不少人见了饶漱石都不禁心中发怵。现在，他又在动新的心思，绝不能让陈毅去延安时走得体体面面，一定要叫他像打了败仗一样落荒而逃，以证明自己是唯一的胜利者。

唯有陈毅这时心明如镜。他手捧毛泽东的来电，心潮起伏：知我陈毅者，毛泽东也！天大的委屈也算不得什么了。想起延安的召唤，他心中充满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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